封面回顾：为什么我们不能在人群中睡觉丨王勇×李燎
——姜涛，诗人，批评家，任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研究员，学术辑刊《新诗评论》编委
李燎 一记（武汉） 行为记录 2011
飞地丛刊第三辑书影
艺术家 李燎
李燎的艺术实践总是与生活密切相关，他一如既往的践行着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将“社会介入”落实到微观社会系统及具体条件下的身体力行，主动搅入或故意悖反规则与习惯，引发经验上的再认识。2013年，李燎通过深圳富士康的招工面试在流水线上工作了45天，并用工作报酬购买了一台产品iPad mini，创作了行为作品“消费”。同年，他开始了“艺术是真空”项目，这源自于一场发生于日常生活中的争吵事件。“我已经不是我，或者我是两个我，操作作品的我与作品之内的我。我轻松的设了个局，一个违背我认知的局，即艺术改变现实，然后让我在这个荒诞的局里一步步去完成指示，似乎很大一部分的乐趣在于观察自己在局里的尴尬。”
为什么我们不能在人群中睡觉
——谈谈李燎的艺术实践
王勇 / 文
2012年8月，李燎在武汉的艺术空间“扬子江论坛”做了生平第一个个展。这个展览有两件作品组成，分别被命名为《天蝎座》和《公园》，这个展览虽然是“扬子江论坛”主办的，但并不是仅仅只是在“扬子江论坛”的物理空间中展示，而是在“扬子江论坛”的空间，和同一城市中的、与艺术空间所在地相距数公里的一个居民楼中一户普通家庭住宅中各完成一件作品，平行地进行“展示”。两件作品在物理空间上形成了一个对称的关系，两件作品分别所涉及的议题看上去毫不相干，可在它们被李燎强行并置在一起的时候却产生了强大的张力，这两个不同的空间经由这两件作品互相指涉产生的张力，从而在精神的、心理的纬度之上建立起某种隐秘的联系。
李燎将“扬子江论坛”展示空间中的一部分改造成一个独居的底层青年卧室的样子，所有细节一丝不苟，墙壁上挂着二手市场买来的空调，六七个平米的地面上铺着廉价的瓷砖，单人床上床单凌乱、随意堆放着衣物，拖鞋、电视柜、电视、带拉链的简易衣橱、垃圾篓、啤酒瓶都正常而又随意地摆放着，窗帘挂在没有窗户的展厅墙壁上，这一切跟随便走进一个城中村里的青年打工者租住的房间看到的情景一模一样。如果你仔细查看的话，可以发现搭在床沿上的一只胸罩、垃圾篓里和地面上有擦拭过体液的卫生纸。墙壁上有一些粉笔写的句子，这些句子描述了李燎的前女友一次身体出轨的细节。李燎曾经在强烈的嫉妒和愤怒的情绪之下，逼迫前女友在电话中描述了出轨的过程，和那个卧室中所有的细节，这个作品中所有的摆设，空间的布局都是完全按照李燎前女友的描述复制出来的，李燎将他前女友发生那件令他不快之事的空间，那个他并不在场的空间，也是一个隐秘的私人的空间复制到了一个公共的展示空间中，这件作品被命名为《天蝎座》，按李燎的说法，天蝎座的性格中的占有欲和强烈的嫉妒心是这件作品关注的议题。
在几公里外，李燎租下一个居民楼中一套住宅，月租1300元。房间内所有设施齐备：舒适的大床、家具、音响、卫生间和厨房、煤气炉和热水器，空调和沙发。李燎将这间住宅的门锁去掉，并广发消息（街头传单和网络宣传），告诉大家，一个月之内，任何人可以随时到这里来，随意使用这个空间和空间中的所有设施。这件散发着热情洋溢的共产主义气息和乌托邦精神的作品被命名为《公园》，李燎将一个私人的空间——家庭住宅，改造成一个任何人都可以享用的公共空间——公园。
一面是个人情绪中永远无法摆脱的占有欲，在失去被占有的对象后内心无法控制的嫉妒和愤怒；一面是热情快乐的乌托邦精神，共产主义的情怀，共享和公有。当这两个互相矛盾而又真实无比的纬度被并置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会切实对当下尴尬的现实和自身的处境和立场做出思考和真切的反省。
公园 2012
实施方式：租一间有基本生活家具的民房（两室一厅），把门锁取掉，让其成为一个开放的公共空间，为期一个月。门口、楼下阳台/窗外墙壁分别做指示性灯箱和广告牌，表明这个空间是一个月内24小时免费开放的公共空间。
空间规则：
1、请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在公共空间内行使你应有的权利。
2、请勿破坏偷窃空间内的财物。
3、空间内一切设施均免费供民众使用，所有权归开设方。
4、民众具有免费在空间举办活动的权利（关于活动限制请参照第一条）。
我作为普通民众可能在空间举办的活动：游行、集会、PARTY、聚餐、演讲、观影、约会、睡觉。这些亦可邀请朋友组织。
必备的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电视、风扇、椅子、床、衣柜、煤气灶、厨具。
记录方式：图片，网络，影像。
几个月之后，李燎在北京的尤伦斯艺术中心举办的“ON/OFF”群展上展出了作品《消费》：通过招工进入富士康工厂工作，在流水线上工作45天以后辞职，并用这段时间工作所得的报酬购买了一台苹果iPad mini——自己所在的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产品。百度百科的资料显示，富士康自1988年投资中国内地以来，迅速发展壮大，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产业科技制造服务商，按海关的统计数据，富士康的产品占中国内地进出口总额的4.1%，2012年跃居《财富》全球500强第43位。从2010年1月到2012年6月，在中国内地的各个富士康的工厂共发生了18起工人跳楼自杀事件，富士康也因此成为了当下经济关系中一个重要的符号，李燎所在的富士康深圳龙华园区也是跳楼自杀事件最为集中的地方。根据李燎的描述，在富士康的45天里，每天早上7点40分开始在流水线上工作，晚上19点40分离开车间，中间有不到两个小时的吃饭时间，其余10个小时都要在流水线上重复无数次单调乏味的动作，李燎曾在微博上抱怨过，不知是人在使用机器还是机器在使用人。李燎的工友都是来自四川、安徽、贵阳这样的内地不发达地区，他们每天像机器一样地工作，只是为了获得比在当地多一点的收入，坐在李燎旁边工作的工友小妹曾说，攒10万元就是她人生最大的梦想，这些钱可以改变她的一切。
按照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在《帝国》一书中的分析，在全球化资本主义进程主导下的当今世界的生产关系和经济结构乃至政治文化问题，需用“帝国”这一概念来理解并进行分析，“帝国”不同于列宁时期的帝国主义的概念，帝国主义的特点是发达国家的资本垄断，从而在世界各地争夺殖民地以进行资本输出，帝国主义的存在以国与国之间的差异为基础，既包括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的差异，也包括不同发达国家、集团之间的差异，民族国家的存在和各种正式、非正式的国境线、势力分割线构成了帝国主义得以存在的基础。除了宗主国对殖民地的剥削，不同的宗主国之间也存在激烈的竞争。而“帝国”则以擦除这些分界线为目标，将世界不同的地区纳入相同的进程中来，民族国家的分界线和主权在“帝国”流动的资本面前已逐渐消亡。资本也渐渐跨越民族国家的界限而融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性的力量。这一整体性的力量毫无障碍地在不同的地区之间流动，以寻找最为廉价的能源、原材料、劳动力，以进行生产，生产出产品再销往全球。
“帝国”将不同国家的公民在经济、文化、心理各方面紧紧捏合在一起，无法分离。这一切是流动的资本所塑造出来的，资本如同流动的河流在民族国家之间流动，资本的流动除了将不同民族国家捏合在一块，也将不同地区的人带到世界各地，作为主体的人在资本的河流中变得就像无根的浮萍一样，无所依靠。在资本的流动中，世界变得越来越同质化，我们不论在武汉、深圳、北京或是巴黎、东京，都穿同样的服装，乘坐同样的交通工具，在相同的人造工作环境和居住环境中进进出出。比如，富士康公司的管理来自中国台湾，资本却可能来自全球，主要工厂设在中国内地，也在欧洲和南美洲设有工厂，中国沿海地区的工厂里的工人大都来自不发达的内地，当沿海地区的发展逐渐遭遇瓶颈时，富士康又把生产基地主动迁到太原、郑州、成都这样劳动力密集，经济不如沿海地区发达的地方。富士康的主要客户——苹果公司在美国，可它的资本同样也不完全属于美国，现在很多超级大公司的资本在开曼群岛注册，可开曼群岛在资本的流动中的位置却又十分边缘化。我们要注意到，“帝国”所呈现的这种全球同质化平整化的现实图景，真正所呈现出来的并不是全球共同繁荣，消除差别的“美丽新世界”的理想景象。相反，“帝国”的资本越强大，世界越趋同化，掩藏在这背后的南北差异就越巨大，“帝国”必须一边擦除国家、地区间的界限以保障资本毫无阻碍地流通，一面必须维持、制造国家和地区之间更大的差异来保障不停地有廉价的劳动力投入到职能资本的生产环节中来，可以这样说，在“帝国”的语境中，资本的大跃进式的发展和流动，已经消灭民族国家了，但帝国同时也更需要民族国家的存在以帮助它实现对劳动力的统治，并帮助它组织劳动力进行生产。
所以，一边是苹果公司在美国优越的工作环境和依靠知识产权这一资本主义律法进行的不平等分配，以及利用金融资本对职能资本的剩余价值的榨取获得的超出人们想象的巨大利润；一边是李燎和他的工友们为了微薄的收入每日进行的超长时间单调的工作；一边是发达国家的青山绿水、鸟语花香，一边是发展中国家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帝国”时代，我们拥有比以前更多的自由，可也被追求利润的经济法则所束缚失去了更多的自由，比如那些工人有从内地迁徙来沿海地区赚更多的钱的自由，也有嫌这家工厂赚钱不多，工作环境不好而转去那家工厂工作的自由，可不工作没有收入就没有任何自由。在当前的经济结构和无限追逐利润的企业中，他们只能拼命在机器上重复单调的动作一日复一日，拼命加班赚到的钱也仅仅只够在社会中勉强立足。辛苦工作数月拿到的报酬却不够买一个自己生产的产品，那些身处这样的奴役机制之中，看不见任何希望而选择跳楼的工人们无不是如此。都市里那些购买苹果产品的小资，他们看上去好过在流水线上拼命打拼的工人，可那些产品真的是他们需要的吗？他们在资本主义的强大的景观装置的感召下和传染病一样的时尚文化的洗脑中，慢慢自以为拥有这些时髦的产品就能拥有一份幸福的感觉，殊不知“帝国”时代的资本主义早就不满足于仅仅从生产中进行剥削了，消费就是被剥削。他们使用这些产品打发时间，进行休闲和娱乐，可是慢慢发现，他们最后也被这些产品所奴役，变得就像李燎和他的工友在生产线上被异化的情形一样了。
消费 2012
行为、现成物：2012年10月9日我通过龙华的招聘市场应聘进入深圳富士康（龙华园区）当一名流水线工人，任职在iDSBG事业群SMT制造课，岗位-焊前AOI，工作45天，直到用自己生活节余的工资购买一部该部门的产品（iPad mini Wi-Fi 16GB），11月23日离职出厂。
记录方式：图片、文字、产品。
李燎的这件作品就是将自己的一段生涯投入到富士康和苹果这两个巨大的符号中去，将自身也作为一个符号嵌入生产——消费这一维持和推动社会机器运作的链条中，不动声色地将他认为现实生活中荒诞而又平常的那一面摆在台面上，进而将我们身处的“帝国”时代中社会经济结构中最荒谬、最不平等，而又最习以为常的那一面揭示出来，艺术和现实在他的这件作品里已经互相成为了彼此，也互从彼此之中汲取巨大的潜能。
《消费》这件作品中体现出的李燎对社会机制中荒诞而日常暴力的揭示可以回溯到他早期的创作中去。在2011年年底，武汉的K11艺术空间举办的《有些事情一定会发生》和《事情正在起变化》，两个平行的群展中，李燎集中展示了一批早期的创作，并以《一记》《单人床》《春风》三件风格强烈硬朗的作品开始获得了艺术界的关注。在广场上等待一个之前在网上发帖邀请的陌生人来给他一记耳光（一记）；在公共空间进入睡眠，直到被外界打断或者自然醒来（单人床）；请一个上班族在早上上班时将他锁在写字楼外，下午下班时再将他解救出来（春风）。在李燎之前的创作中，他设计好一套游戏规则，让他人卷入其中，他自己则承受作品中必然要承受的暴力，暴力是他作品中关键的部分。他作品中出现的暴力也是他要提示出的这个世界中荒诞的那一面，为什么我们不能在人群中睡觉？那些围观和驱赶他的人是他预料之中的，可为什么围观和驱赶却是他要追问的。古希腊大哲第欧根尼早就提出过这个问题，他曾在闹市公开手淫，第欧根尼的意思是在集市上可以当众吃饭而为什么不能当众手淫呢？睡觉就更不在话下了，声称文化多元、尊重自由和彼此宽容的今天，连在人群中睡觉这样浪漫的行动都被划分为要被引发围观和驱赶的不正常的行为，可见我们的多元文化建立在多么荒谬的“共识”之上。一个陌生人能不能在没有丝毫愤怒情绪的情况下打另外一个陌生人？不可能吗？士兵、警察，以及社会生活中、政治事件里那些暴力的施与者呢？也许我们的常识是脆弱的，而不可思议的非理性的疯狂才是真实的，只不过我们被“文明”创造出来的幻觉挟持了，不愿去面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李燎也是为在主体和客体的对立中寻找被建构为客体的主体的主体性，他所建立的规则，是为了发现、试探、强调主体和客体对立的边界，尽管抹去这个边界才是我们未竟的理想。他不再将身体作为体验的对象，而是将自己的身体甚至生命变为一个符号、一个媒介嵌入这个现实的系统之中，并局部地搞乱它。他用自己规定的规则，去进入现实，使得自己变成一个寓言，比如像动物一样被锁在户外八九个小时，又或者让自己成为流水线上的一个工人。把他像动物一样锁在户外的施与者是他邀请来的就在不远处写字楼里上班的一位白领，我们不禁联想到那些在写字楼里的被住房和未来所绑架，体面工作的人们又跟像动物一样被锁住一动不能动的李燎相差几何呢？那些购买李燎和他的工友们在流水线上生产的苹果产品的小资们，是不是也和流水线上被异化得已经成为机器一部分的产业工人们面临着同样无处可逃的困境呢？
原载于《飞地》丛刊第三辑
封面——飞地艺术空间开馆展
鲍栋 张尔
全荣花
责任编辑：阿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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